舟山第一位下海女子

　　                 她，挑战千年传统

   1956年，在舟山群岛东北部的一个岛山——衢山岛上，一位名叫王惠菊的女子随衢山第一对机帆船出海捕鱼。

　　这件事引起岛民的纷纷谈论，那些对海神和船神深信不疑的老渔民们对此忧虑重重。

　　“妇女不能下船”、“七男一女不同船”、“家遇红白喜事未满月者不下船”等等此类海上禁忌在舟山各渔村流传甚广。在渔民们看来，这些老祖宗三令五申留下来的生存法则是不容诋毁的，生怕冲撞了船关菩萨，激怒了海龙王。而在诸多的忌讳中，尤以“妇女不跨船头”一项最为突出，千百年来，谁也不敢破这个例。

　　然而，王惠菊犯了大忌，这是显而易见的。她对东海边上的千年传统发起了挑战！

　　                    时势造英雄

　　有人说，时势造英雄。何尝不是？

　　岱衢洋渔场康熙年间（1662～1722）形成以来，每年四五月黄鱼汛期间，江、浙、闽诸省数千渔船就会集于东沙角、岛斗岙一带。

　　岱衢洋的渔业生产极大地繁荣了岱山、衢山两块岛山。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该地的渔业产量，尤其是小黄鱼的产量呈疯狂上涨的趋势。王惠菊所在的渔业队率先将木帆船改装成更先进的机帆船，并购置了新的机帆船。

　　但此时，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村里能出海的男丁都出海了，如今添了新机帆船，新成员哪里来？面对船多人少的尴尬局面，村里的领导们犯难了。

　　这时，王惠菊站了出来……

　　　　　　　　　　“英雄”的成长故事

　　王惠菊由“渔家女”变成了“女渔民”，看起来仅一字之差，然而，在她之前舟山渔区从来没有一位女子一夜之间这样转换角色，它的意义对舟山的渔业史来说好像是一个时代的跨越。

　　渔村里多的是渔家女，为什么偏偏是王惠菊站了出来？我们不得不承认，是她的出生与少女时代的经历赋予了她独特的个性。

　　1935年农历二月，王惠菊出生于衢山岛。她的家就在岱衢洋面的一个岙口，这个岙口叫冷峙。冷峙隶属于衢山岛四平乡，是一个背山面海的小渔村。村民以捕鱼为主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机动捕鱼船的增多，当地的渔业产量逐年提高。

　　王惠菊的父亲原是石子门人，从小被过继到对面山附近的上冷峙一户人家，以捕鱼为生。他的捕鱼船就停泊在门前的沙滩上。沙滩的南北两头都有礁石，礁石上长满了牡蛎、辣螺、淡菜、石蟹、海葵等。大海对王惠菊的诱惑从孩提时代就开始了。大海是她的摇篮，她迈出人生第一步的地方是沙滩，海涛与她牙牙学语。从小她就与男孩子一起游泳、拾螺、捉鱼虾，少年时代和男孩子一起跳上舢板摇橹、撑篙、打水仗。在冷峙这块地方，王惠菊就像男孩子一样成长。9岁时，母亲突然因病过世，父亲随之也离开了上冷峙到外岛。王惠菊实际上成了一名孤儿，生活无依无靠。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就此划上了句号。

　　王惠菊有个姑母在石子门，姑夫是个渔民。姑母收留了她。后来，姑母家添了二女一子。四个孩子中，王惠菊年龄最大，她承担起了家务。屋后的山地，从春种到秋收，都由王惠菊一人打理。她成了姑母家中一位勤劳淳朴，强健有力的女管家。王惠菊吃苦耐劳的个性以及善良淳朴的优秀品质就是在这段坎坷的经历中形成的，为她以后那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人生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22岁的王惠菊，离开了姑母的家，又回到了冷峙。按照渔村的婚俗观念，她早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事实上，她生命的这一段与情爱的交往几近空白。对这种被当地村民称为“老大姑娘”的独身生活，她觉得是一种难得的自由，而在其他人看来却是不可理解的。

　　让人更不可理解的是，王惠菊踏过船头，走入了男人的世界。

　　王惠菊跟随衢山第一对机帆船出海捕鱼，当时，这对船的老大是吴永康，二老大是吴安能。机帆船远洋作业，渔民们往往个把月才能回家一次，一套套的脏衣服很快累积成堆。机帆船一靠岸，船上的“伙将”（炊事员）上岸备粮备食。王惠菊也上岸为船上的伙伴洗衣服。接着，机帆船扬帆起航，又开始了新的航程。

　　与她同船的二老大吴安能说，王惠菊不仅勤快，还十分刻苦好学，出洋时，机帆船上白天放的鱼网往往到晚上才能收回，王惠菊总是主动要求负责值夜拉网，粗糙的棕榈绳磨红了一双手掌，她仍坚持着不离岗位，有一次她连续值夜四个晚上。

　　她，成了越剧中的主角1958年，王惠菊再次随渔民下海，并担任老轨，到吕泗洋捕小黄鱼。

　　正是这种男子般的气魄和胆量使她赢得了世人的关注，尤其引起了舟山上层人物和新闻媒体的关注。

　　舟山荣艺越剧团想把王惠菊的事情搬上舞台。他们运用行政手段让王惠菊暂时放弃海上作业到荣艺越剧团来，和编剧讲述自己在海上生产的种种详细情况，时间达十天之久。

　　后来，由舟山著名剧作家言秋士编剧的越剧《海菊花儿朵朵开》在沈家门剧院上演。该剧讲述的是红峙村十九岁的女共青团员打破迷信，克服种种阻碍，最终成为一位出色的女渔民，从而带动了渔村里一批妇女的思想解放，为渔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当时，有许多拢洋沈家门的渔民们观看了《海菊花儿朵朵开》，其中，也包括衢山冷峙的渔民，乃至王惠菊同船的伙伴。有一天，在观看中，一位六横的渔民问：海菊是谁？王惠菊的伙伴们骄傲地回答：海菊就是我们冷峙的女老轨。

　　当然，在剧情中，海菊出海前受到母亲的多次劝阻，出海后又因种种原因引起各种非议，这些都是编剧者为了制造冲突以及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刻意安排的。生活毕竟还是生活，剧中方菊英只是由王惠菊延伸出来的人物典型。生活中的王惠菊下海捕鱼并没有经受过这种曲折。

　　1959年《海菊花儿朵朵开》参加浙江省首届现代戏会演，获得优秀剧本、优秀演出奖。当时还受到田汉、梅兰芳的热情鼓励，著名诗人田间观看后赋诗赞美。以王惠菊为原型的越剧剧本，经过作者9次修改，最后以《海菊》为书名，于1959年定稿，并由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印数4000册。

　　一时间，王惠菊成了人们瞩目的焦点，成了许多人眼中的“巾帼英雄”……

　　                    鲜花和掌声

　　此后，组织上培养王惠菊到浙江水产学院进修，1959年底结业，获老大、老轨证书（此间，她获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称号赴北京开会，学习曾中断）。

　　1960年，她到石子门渔业大队任二轨，秋汛时被调到衢山公社的带头船上任老轨，又成为舟山群岛的第一位机帆船女轮机长。

　　1962年，衢山捕捞队撤销，王惠菊被调到岛斗机械厂当修理工。

　　1963年，为响应国家的号召，带头回乡，仍到渔船上当老轨。

　　1958年之后的几年里，王惠菊的事迹风靡一时。她三次赴京，获“三八”红旗手称号，出席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先后又七次获得省内各类积极分子称号，被鲜花和掌声簇拥着。

　　到1964年，王惠菊已经29岁，仍独身。当时，由衢山岛的行政长官做媒牵线，与粮食局职工毛忠国结为夫妻。婚礼在岛斗岙的“草宫”（该草宫为纪念嘉庆朝定海总兵李长庚而建）举办，由衢山岛官员主持。当地官员参加了这次婚礼，喝了喜酒，应该说婚礼是举办得相当荣耀的。

　　1966年，王惠菊因怀有身孕不能再下海，就被任命为冷峙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冷峙是以近洋作业为主的渔业大队，在王惠菊担任冷峙党支书期间，偶尔有渔船缺少了老轨，她就义不容辞地下海代替。

　　                  从“文革”到暮年

　　接下来是文化大革命，王惠菊被当作“走资派”，刘少奇培养的典型等等，受到“造反派”的批斗。

　　此后，王惠菊既不做党支书，也不做女老轨，她又成了渔村中一位善良的妇女，有时做零工来贴补家用。

　　“文革”结束后，王惠菊成了有三儿一女的母亲，她还是尽量赚钱维持家计。到六十几岁时，王惠菊还在剥虾、剥蟹、挑泥桶，干着与年轻人同等强度的体力活。对于她来说，那种波浪激荡的海上生活和光环连连的荣耀都已成了过去。

　　当年的渔家姐妹劝她要保养身体，别累垮了，王惠菊倔强地反问：难道我活不了几年了？此时，病魔已悄悄降临……有一天，在剥虾回家的路上，心血管病发作，她突然倒下了。

　　发病后的22天，2001年6月某日王惠菊在岛斗岙辞世，终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