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崇拜与普陀山万历中兴

　　编者按：春节期间，市博物馆将与江西博物馆联合举办“朱元璋皇子王妃奇珍异宝展”。这些文物均系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分封在江西地区的三个藩王：宁王、淮王、益王的皇子、王妃墓葬中出土的。明代舟山大事不断。海禁、抗倭、明末反清，留下许多史迹。借此展览重温历史，本刊特精编部分文史稿件，以飨读者。

　　市博物馆和江西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朱元璋皇子王妃奇珍异宝展”将在丁亥年正月初一与观众见面，其中有1件“镂雕白玉观音牌”（图一）制造精美，是明王室观音造像的艺术珍品。

　　明代是一个仍由汉人执政当权的皇朝，它力图恢复和沿用唐宋以来的各项旧制。在长达276年的统治中，由于国力不支，观音开窟造像几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小型的观音工艺雕刻，艺术形象进一步世俗化，造像注重细节，以精细见长，逐步概念化和模式化，如“白玉观音牌”，题材系民间三十三观音中的“合掌观音”。观音背光，结跏坐于莲台之上，双手合十置于胸前，以表佛心专一之敬礼。

　　朱元璋皇子王妃江西墓发现的白玉观音牌，见证了明王室对观音信仰的推崇。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道场，其兴废与其确有一段难以割舍的因缘，可谓“成也朱明，败也朱明”。

　　明洪武二十年（1387），信国公汤和经略海上，以普陀山“穷洋多险，易为贼窠”，遂徙僧毁寺，迁观音像至宁波栖心寺。永乐年间（1403～1424），郑和七下西洋，虽一度“弛禁”，江南释教总裁祖芳也于永乐初往普陀山弘扬禅宗。“四方缁素，纷纷上山”，然朱明王朝的“海禁”国策一直“阴魂不散”。嘉靖三十二年（1553），又徙僧毁寺，并告示“不许一人一船登山采樵及倡为耕种……如违，本犯照例充军”。隆庆六年（1572），明所等5僧越禁上山，被发还原籍，并再次告示沿海渔户：“不许装运进香人民及游方僧道渡海”。万历元年（1573）春，普陀山洋面黄鱼旺发，沿海渔民装载酒米，上山搭房建厂，张网捕鱼，屯聚为家，被官府烧毁厂房，驱逐人犯。次年，邑僧真表入山，筹图兴建，又遭定海（今镇海）总兵徐景星等逐走，并经宁波知府周良宾批示：“真表等委违前禁……将僧人尽逐，庵棚拆毁，财物入官，佛像移至招宝山供奉，并将真表等拟杖罪具招”。

　　然而，“此不禁自除之道”未果。真表获释后再次往山，于万历六年接任宝陀寺（今前寺）住持，八年，协助大智禅师创建海潮庵（今后寺），山中佛教复兴。十四年三月，慈宁宫慈圣太后将自己刊印的《大藏经》赐给普陀山，金环袈裟1袭赐真表，万历帝颁《赐宝陀寺藏经敕》。真表进京谢恩，又赐僧衣禅帽及香金50两，赐赴延寿寺进斋。二十六年十月，宝陀寺遭火，唯观音大士宝像独存，万历帝即于次年遣使赐《大藏经》678函、《华严经》1部、《诸品经》2部、渗金观音大士宝像1尊。再、三颁《再赐藏经敕》、《三赐全藏经敕谕》，足见其对普陀山观世音菩萨道场恩宠有加。

　　一面是万历王室的频频示爱，一面是地方官吏的不时骚扰，朱明王朝时禁时弛的“海禁”政策被地方官吏执行得千种百样，着实令人头疼发热。万历二年，地方官府重申了嘉靖三十二年、隆庆六年、万历元年的禁令后，颁布了《普陀禁约》。二十四年又颁《禁约》，三十年，浙江督抚还奏请万历帝“停止海外山寺之建，以杜祸萌，以安地方”。真是官也庸庸，王也昏昏。直到三十一年五月，督抚浙江都御史尹应元率数千健卒视察普陀山后，才不再提禁建寺庙之事了，并撰“渡海纪事碑”，立石永记。此后，万历王室于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三十七年、三十九年，陆续颁赐了大量钱物给普陀山，有力地推动了普陀山观音道场的中兴。

图1：镂雕白玉观音牌

图2：双层楼阁金簪

图3：霁兰釉盖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