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山是国内最早的番薯引种地

　　众所周知，普陀山是佛教名山、观音道场，鲜有人知普陀山还是我国最早引种番薯的地方却鲜为人知。最新出版的《浙江通志·清代卷（上）》明确记载：“就浙江而言，舟山普陀最早从国外引种番薯。”番薯种植由普陀山流传至浙江全省。番薯是温热带作物，宜于高温潮湿地区，浙江各地的气候土壤都比较适合。而且，种番薯“用力少而利多，其利十倍于谷”，所以传得很快。接着，由浙江传到江苏、安徽、天津各省市。清乾隆时，番薯传到了北方直隶地区，许多州县都种植番薯以佐食，当地称之为“方芋”。番薯的品种有白皮白心、红皮白心、红皮黄心；由于各地方言及音近字异之故，番薯的叫法有山茹、甘薯、番茹、番芋、红薯、地瓜、红山药等等。不管其品种不同、名称各异，最早大多是从舟山的普陀山引种过去的。

　　《浙江通志》指出，番薯的传入“大约在明代嘉靖、万历之际”。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编的《普陀山志·物产类》载：“番芾，种来自日本，味甚甘美”。古时，称外国为“外番”，因从外国传入，故名番薯。说明万历朝番薯已传入普陀山。明崇祯年间编纂的《太仓州志》有记载说，当时的普陀山僧人因“食山薯，寿且百岁，且延年矣。闻南海普陀山极多。”嘉兴人李日华，他是万历二十年的进士，曾著有《紫桃轩又缀》一书，书中说，万历四十二年时，普陀山宝陀寺住持无边送给他一种产于普陀山的番薯，样子如萝卜而色紫，煮食味甚甘。李日华认为是“世间奇药，唯山僧野老得尝之，尘埃中何得与耶。”那时候可能嘉兴还没有种番薯的，以致李日华吃了普陀山种出来的番薯以为“世间奇药”，只有山僧野老吃得着，尘世间的普通老百姓是吃不到的，还专门写文章予以记述。雍正《崇明县志》卷九《物产·蔬之属》记载，当地的番薯又称甘薯、番芋、红山药，“种自普陀来”。嘉庆时学者金榜在《海曲拾遗》卷六《物产类》也说，江苏通州（今南通市）一带种的番薯，其种“得自舟山”。这些记载，都言之凿凿，说明他们那里的番薯是从舟山普陀山引种过去的。

　　那么普陀山的番薯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如山志所言：“种来自日本”。明代，日本的番薯所以能传到普陀山，这跟当时的“朝贡贸易”有关。在明一代的270余年时间里，“海禁”一直是基本国策，不准沿海商民与外国人做生意，只容许外国与朝廷之间进行“朝贡贸易”。所谓朝贡贸易，就是在“朝贡”的名义下，运送本国的奇珍异品来贸易，朝廷向“贡使”们“赏赐”相应的金银、绸缎、纱、丝等中国特产。为了接待番国的贡使，朝廷于洪武初年在宁波、泉州、广州三地设立市舶提举司，负责检查进出港口的外国贡船，接待外国来华的使臣及其贡物。三个市舶提举司中，宁波市舶司专门负责接待来自日本的贡使，而普陀山当时实际成了日本来华贡使的中继站，日本贡船进宁波港之前一般都要在普陀山靠泊，他们经过长途航行需要作适当休整，为进港作些准备，并借此机会朝拜观音，祈求菩萨保佑海上安全。然后离山到宁波，在市舶司的安排下从宁波四明驿出发，溯甬江而上，经余姚、绍兴至萧山，渡过钱塘江到杭州，循着横贯南北的大运河直达北京。可以想见，这些贡船在普陀山逗留期间，船上的人跟僧人们必然有所沟通，相互馈赠一些食物或蔬菜种子之类的东西也是很自然的事，日本的番薯种很可能就是这样传到普陀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