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真经挑战──谈观音「伪经」的创新性

挑战正统经典
　　「伪经」是将佛教变成中国佛教的工具，它们虽以正统经典为基准，但同时也有创新性，一般说来，「伪经」都比较简短且易懂易行。以《高王观世音经》为例，它提出一个更简易的得救公式，相对地，〈普门品〉就繁琐得多了。「伪经」知道自己的优点，因此往往对正统经典采取批判的态度，这是「伪经」的创新性。  
[挑战真经]
　　「伪经」在教理及修持方法上完全根据真经，但为了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及争取民众的信心，往往不惜攻击正统的真经。如后来为《高王观世音经》写序的人，故意把它与〈普门品〉比较，而宣传前者更为有效。因为孙敬德本来念〈普门品〉，但梦中沙门告诉他：「汝持此经不能免死」，然后口授孙另一部名为《观音经》的新经，孙才因而得救。  

　　王玄谟是另一位与《高王观世音经》起源有关的人物之一，他于宋文帝（四五○）时被任命为北伐将军，但因战事失败而判斩首罪，梦中有人教他诵《观世音经》一千遍可免死。《太平御览》把王玄谟所诵的《观音经》指为《十句观音经》：「梦人谓之曰，汝诵《观音经》千遍，则可得免祸。谟曰命悬旦夕，千遍何由可得。乃授云：『观世音，南无佛，与佛有因，与佛有缘，佛法相缘，常乐我净，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佛不离心。』既觉而诵满千遍，将就戮，将军沈庆之谏，遂免。」  

　　当王玄谟在梦中被人劝诵《观音经》一千遍，他的直觉反应是把此经当作〈普门品〉。（〈普门品〉在西晋时就被简称为《观音经》），所以王对梦中人说已命悬旦夕，怎么来得及念一千遍？因为王的疑问，梦中人才教给他念诵这简短的十句。  

　　简短易持是「伪经」的特色，而且强调必须念满「一千遍」才有?效。以《高王观世音经》为例，人们相信观音亲自把这部经教给王玄谟、孙敬德或龙学梅妻子念诵，一旦念到一千次，他们最害怕的苦难就迎刃而解了。  

　　在《佛顶心观世音菩萨疗病救产方大陀罗尼经》中有段话除了强调它本身的灵验外，更向正统佛经挑战：「又若复有人，得遇善知识故，诱劝书此陀罗尼经，上中下三卷，准大藏经中，具述此?德，如人造十二藏大尊经者也。如将紫磨黄金，铸成佛像供养，此陀罗尼经威神之力，亦复如是。」在另一「伪经」《佛说观世音三昧经》里释迦牟尼佛宣布：「此经是大威力，七日七夜读诵此经，如前所说，都无虚事，若有虚者，我即忘诸余经典，皆不可信。」佛更强调自己是受持此经而悟道来说明它的不平凡：「观世音菩萨于我前成佛，   号曰正法明如来，....   我于彼时，   为彼佛下苦行弟子，   受持斯经七日七夜，....   即见十方百千诸佛在我前立，于斯悟道，今得成佛，号曰释迦牟尼。   」在此「伪经」与真经之间的微妙关系值得注意。  
[发生在中国的故事]
　　「伪经」往往强调此奇迹发生在某真实人物的身上，且注明故事的来源，而其中大部分又都发生在中国。如《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大陀罗尼经》中的第四个故事就是如此。以前有个官人要到怀州上任（今河南沁阳县），但因没钱置办行装，于是向泗州（安徽泗县）普光寺常住借钱一百贯，寺主派一沙弥同行，以便到怀州把钱取回。船行到一处，官人忽起劣心，不想还钱，命下人把沙弥装入布袋投水杀之。想不到沙弥从七岁开始，便一直信奉此经，并随身携带经卷。所以虽被投入水中，但并未受任何伤害，仿佛有人扶他在空中走过一暗室，就来到了怀州。等县官看见那被他拋入水中的沙弥出现时吓了一跳，问他有什么法术能入水不死，沙弥告诉了他。县官顶礼忏悔，向沙弥请来经本，花钱请人抄写一千遍，「置道场内日以香花供养散施」，后来升任怀州刺史。  

　　故事中特别指出沙弥来自泗州普光寺是很有意义的，因普光寺是唐僧伽（死于七一○）创立的，僧伽在当时被看作是观音的化身，如此，这部「伪经」也同样是以真名真事把观音的慈悲救世具体化、中国化。  

　　「伪经」的作者们将最多的精力放在把该经与中国人的亲身经历连接在一起，使它不再是佛陀在远古所讲的玄理，而是观音在特定的时地救某个有名有姓的国人时揭露的救世福音，如果国人照办，一定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且「伪经」解决的都是很现实具体的人生困难，它们提出的解决办法不是参禅或精通义理，而是念诵，念经（或持咒）是每个人都能实行的，这可以说是一种最平等、最民主实践佛教的修持方法，怪不得牧田谛亮称「伪经」为「庶民信仰的经典」。  
经文随人事的迁变而改变
　　「伪经」另有一个特性，那就是经文不但没有定型，且其合法性往往是依靠在真人真事的灵验故事上，而随历史的演变，灵验故事的具体内容自然有所改变。  

　　如《高王观世音经》，后来的故事中除保留孙的名字外，其他情节作了不少修改。如「高王」变成「高欢国王」，又在孙行刑时刀折三段后，为了测验该经的灵效，国王命令典狱者写下该经，让所有死刑犯各持千遍，结果也得到相同的灵验，国王于是下令全民普诵。  

　　现存的《高王观世音经》有五个版本，桐谷征一曾对它们作了很详细的比较。大体说来，经文的发展愈往后愈繁杂，后来增加礼忏文、愿文、佛名等，敦煌出土本及大正藏本还附有陀罗尼，这是早期三种版本所没有的。  

　　此外，我曾在北京法源寺发现了近百册《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等三卷经咒的刻本，卷上为《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卷中为《佛顶心观世音疗病救产方大陀罗尼经》，卷下则是《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大陀罗尼经》。它们绝大多数是在万历年代（一六○○年）刻印的。册子后都附有灵验故事，它们发生在过去（最早不超过唐代）或在当代，如果是晚近的奇迹，则往往是刻印者亲闻或目睹的事实，因而使读者更有真切感。除此之外，这些小册子都有一定的规格，卷首都是白衣观音坐在竹林中的岩石上，手里抱着一个男孩，善财和龙女站左右，右上方空中飞有一只白鹦鹉，左手边则往往放着插有柳枝的净瓶。经文最后有个牌记，记录何人在何时为了何因而刻印这部经散发布施。如一部在正统十二年（一四四七）刻印的《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的牌记上刻着：「京都江米巷北面南居住奉佛弟子陈宗华为求子嗣，告?陀罗尼经一藏（注：五○四八册），果蒙佛力，添得一子，印散流传，吉祥如意」。  

　　卷上《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载有陀罗尼，其中近半数咒语与「大悲咒」相同，这应是撰造者故意抄录的，其他与「大悲咒」不同的句子也?能在《陀罗尼杂集》或《陀罗尼经集》（《大正藏》九○一号）中找到。我认为「伪经」的陀罗尼不会是杜撰的，它们可能抄自一经或抄自多经，但陀罗尼被放在新的上下文中间，这个新的安排多半比较生动。  

　　「白衣大士神咒」则是国人熟知的另一个咒语，在灵验记中曾记载宋朝时全州（属广西桂林道）有一贫苦妇人，日诵十句观音心咒。四十九岁时病危，恍然见青衣人对她说：「你平生诵观世音心咒，少了十九个字：天罗神，地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她如法持诵后，病就痊愈了，后来活到七十九岁。可见这十九字在宋朝才出现，至于现行的「白衣大士神咒」，与《法苑珠林》中登载的「观世音菩萨说随愿陀罗尼咒」中的咒语相似，这又是「伪经」里面几乎总保有一些「真经」成分的另一例证。  
与民俗文化结合
　　在讨论「伪经」时，我们必须注意其时代背景，尤其它与中国的宗教和民俗文化有很密切的关系，随着明末教派的繁衍及宝卷的流行，「伪经」的形式及内容也随着改变。  

　　明朝万历的母亲李太后曾于梦中被观音亲授《佛说大慈至圣九莲菩萨化身度世尊经》，她同时也写（或由他人写）了一本《太上老君说自在天仙九莲至圣应化度世真经》，这两部经的经名都有「九莲」两个字，这点值得注意。因为李太后和万历曾推动「九莲菩萨」的信仰，祂据说是观音的化身，而李太后不论在生前和死后都被称为「九莲菩萨」。「九莲」有何意义，该经并没有解释，只是「九」字时常出现，在形容该菩萨时甚至用连串的九个句子：「心生莲华，性见莲华，眼睹莲华，耳听莲华，鼻闻莲华，口吐莲华，首出莲华，身坐莲华，足踏莲华」。我想从该经反映的净土思想看来，很可能与九品往生有关，不过「九莲」这两个字并不见于净土经典。虽然在《早晚课诵》内〈往生位前上供〉仪式有如下包括「九品莲华」的偈：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华为父母  

　　华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过如果我们考察明代中叶开始流传的「宝卷」，就可发现「九莲」是个很常见的名词。一般宝卷是白莲教用来传教的通俗经典，罗清（一四四六──一五二七）的「五部六册」是宝卷的典型。学者们认为最早的白莲教系统的宝卷是《皇极金册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九莲」一词已出现在书名之内。此经最早刻印于一五二三年，共两卷二十四品，无生老母是该经最高的神祇，人类历史分成三劫，由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佛掌教，得救的人能参与龙华会，回到「家乡」与无生老母重聚。其中我们可看到「九莲」就是观音菩萨：「诸天佛祖菩萨，忽闻宝香，不解其意，一齐都到九莲天五品宫请问圆通教主，九莲观音，呼闻信香，不解其意。....   」  

　　此外，李太后也很欣赏保明寺的创始人吕祖及其弟子归圆，在当时吕祖被称为「吕菩萨」，被视为观音的化身，而归圆也曾于十二岁时模仿罗清写下了她的「五部六册」（五种宝卷，一种有上下卷，故名）。李太后与保明寺这前后二位住持的交往，也影响了她所写下的「伪经」。  

　　李太后的梦授经可能受到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永乐妻子徐皇后梦授的《第一希有大功德经》，其二则是保明寺归圆代表的白莲教系统的宝卷。前者提供了陀罗尼为主的修持方式，后者提供了「九莲」的词汇及观音化身为凡人的先例，既然保明寺的创始人可以是老母及观音的化身，为什么李太后不能是九莲菩萨，而九莲菩萨就是观音的化身呢？晚明的宗教气氛有助于神人合一的思想，而李太后的「伪经」也受到该时代的影响。  
结论
　　「伪经」与灵验记有很相似的作用，它们都是强而有力的佛教中国化的工具。它们把佛教所宣示的真理牢固地种植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些真理不再是佛陀在陌生的异国向与中国人无关的听众们说的法，而是某一省的某人在某年从观音亲自听到的经，而这部经真的发生了灵验。所以当研究观音信仰在中国建立及发展的过程时，我们不可忽视「伪经」所作的贡献，因为它们和观音的进香传统、图像、灵验记及宝卷一样，都是把这位原本为印度男性的大菩萨，转变成国人最熟知、最爱戴的观音大士不可或缺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