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世音经考

　　在高僧传中，僧人以《观世音经》为修持的依据而得到感应的例子不少。乍看之下《观世音经》很容易被连想到法华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事实上，并非全然如此。经笔者在汉译经典中的考证，发现《观世音经》代表着「观世音观经」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注1）前者是修持禅观法门的经典，后者则是讲述观世音菩萨应化的典籍。

一、观世音观经

　　首先查证《观世音观经》，根据现存最早之经录《出三藏记集》(亦称僧佑录)(445-518)（注2）卷二：

「观弥勒菩萨生兜率天经一卷，观世音观经一卷，禅要秘密治病经二卷，佛母般泥洹经一卷。右四部，凡五卷，宋孝武帝时，伪河西王从弟沮渠安阳侯，京都译出，前二观先在高昌郡久已译出，于彼赍来京都。」（注3）

　　又安阳侯沮渠京声，现存较早的传记亦记载于《僧佑录》卷十四：

「沮渠安阳侯者，……河西王蒙逊之从弟也。……敏朗有智,幼秉五戒………少时常度流涉到于阗国……遇天竺法师佛陀斯那……安阳从受禅要秘密治病经……东归,于高昌郡求得观世音弥勒二观经各一卷，及还河西，即译出禅要……安阳宗国殄灭，遂南奔于宋……」（注4）

　　再者，于594年法经等人撰的七卷《众经目录》(亦称法经录)，卷一「大乘修多罗藏录第一」的部份明白记载着该经只有一人译，并无他人再译，也无分卷流通，而且是完整本流通，如文述：
「观世音观经一卷，沮渠安阳侯于高昌译…右一百三十三经并是原本一译，其间非不分摘卷品别译独行，而大本无亏，故宜定录」（注5）

　　又《历代三宝纪》(或三宝录)于597年翻经学士费长房撰，卷十亦将《观世音观经》列入沮渠京声所译的经典之一，也附注此部经是由《僧佑录》中引出的。但《僧佑录》中沮渠京声所译的经典只有四部合五卷。（注6）然而《三宝录》中却记载他的译经总数多达三十五部合三十六卷，而此部经是其中之一。（注7）可见沮渠京声也是费长房笔下的受害者之一--被费长房分配失译经中的一名古译家，如此的确失去《三宝录》的准确性，也难怪为近代学者所诟病。（注8）　《僧佑录》中记载京声所译的四部五卷的经典均未注明"阙"----遗失，此乃表示当时京声所译的经典，还是流通着，此部《观世音观经》亦存在。又以上所引的经录：《僧佑录》(515)、《法经录》(594)、《三宝录》(597)---均将《观世音观经》列入「有译」的经群中，此乃表示在597年之前，此部经典还有可能流通着，然而何时它才佚失呢？
　　隋仁寿二年(602)彦悰等撰的五卷《众经目录》(亦称仁寿录)，卷五将《观世音观经》列入「阙本」-旧录有目而无本，此即在经录中有记载，但已无经本，也就是佚失了。（注9）从《仁寿录》之后的经录，例如：静泰撰的《众经目录》(664)、《大周刊定众经目录》(695)、《开
元释教录》(730)等均把该经列入「有译无本」。（注10）综合以上经录中的查证，笔者推测沮渠京声所译的《观世音观经》一卷，大约只流通150年左右。因根据《僧佑录》的记载京声于高昌郡求得此经，也在高昌郡译出，并于安阳宗国殄灭时，才南奔于宋。（注11）又北凉太祖河西王沮渠蒙逊，建国于永安十一年(401)，该国灭亡于哀王牧虔永和七年(439)。（注12）故得知京声约于439年南奔于宋，因此吾人可推断，该经早在439年之前已译出，又于597年还出现于《三宝录》的「有译」经群，直到602年的《仁寿录》才列入「阙本」，所以它应遗失于597—602年间。而且仅流通一百余年，但也许流通并不广，才会在孝建二年(455)竹园寺比丘尼慧浚的请求下传写禅法，如传文所载：

「慧浚闻其讽诵禅经，请令传写...旬有七日出为五卷。」（注13）

　　可见京声所译的四部五卷，若如《僧佑录》所载，应该是全部传写给比丘尼慧浚了。又于《比丘尼传》记载慧浚：
　　「深禅秘观无不必入...禅味之乐老而不衰」（注14）由此可知，慧浚尼可能受京声禅法影响的禅尼师了。

　　始自后汉的安世高，陆续的译出小乘禅经之后，似乎大乘的禅经也不甘势弱的插上一脚，几部禅经均冠上高知名度的大菩萨为经名，例如《文殊观经》一卷，据《僧佑录》记载，它是「阙经」。（注15）可见当僧佑撰此录时它已佚失了，但曾经确有此经的流通。又《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又称普贤观经)，刘宋时(424-453)昙摩蜜多(Dharmamitra)译，现存于大正藏第九册No.277经。再者，著名的《观无量寿经》，梵文名称为AmitAyur-dhyAna-sUtra，中文亦可译为《无量寿观经》。梵文dhyAna汉译为禅定、专注，事实上,汉文「观」字是由梵文vicAra或vipaZyanA翻译来的。（注16）至于译者要译为禅经或观经，只有视译者的意愿了。前面所提的观经中，经文大都阐述观想、行观方面的法义，所以译为「观经」似乎也挺通顺的。再说文殊、普贤和阿弥陀佛(亦称无量寿佛)都有观经，所以再加上一本《观世音观经》也似乎是很自然的。更何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从第三世纪以来，单行本重复的出现与流通，可知观音菩萨受欢迎的程度了。

二、普门品经　

　　不仅《观世音观经》容易被误认为《观世音经》，连《法华经》中的＜普门品＞也很容易令人与《普门品经》混淆。《普门品经》是讲述「学入普门定门之法」，其译本也有二本。据《僧佑录》卷二：

　　「普门经一卷，一本云普门品，太康八年(287)正月十一日出，合二件………合三百九卷，晋武帝时，沙门竺法护到西域得胡本还，自太始中(266)至怀帝永嘉二年(307)以(已)前所译出」（注17）

　　前引述中的「普门经」或「普门品」，即是《普门品经》之意。又于卷二「异出经」的部份亦记载：

「普门经-竺法护(DharmarakSa)出普门品一卷,祇多蜜(GItamitra)出普门品一卷，右一经二人异出」（注18）

　　但卷二亦记载祇多蜜所译的《普门品经》已阙失了，「普门品经一卷，阙，一部凡一卷，西域沙门祇多蜜所出，传云晋世出，未详何帝时。」（注19）

　　因此得知《普门品经》有二译本，一是西晋时代月氏人竺法护，约于266-307间在中国译出。（注20）一是东晋时西域人祇多蜜，约于东晋朝代317-420年间译出。还好，竺法护所译的《普门品经》现仍存于大正藏第十一册,No.315经。　

　　另外，此经还有个线索记载于《开元释教录》卷二：「普门品经一卷，初出亦云普门经，与宝积文殊普门会等同本，太康八年正月十一日出，见聂道真录及僧佑录。」（注21）

　　相同于《僧佑录》的译经时日，可见指的是晋竺法护的译本，较重要的是该经「与宝积文殊普门会同本」。于《大宝积经》卷二十九，＜文殊师利普门会第十＞，是唐朝菩提流支(BodhiruciorDharmaruci)约于693年间所译，确实与竺法护的译本雷同。（注22）只是少数的翻译名相不同，和写作方式差异之外，内容是相同的。例如晋本中的溥首童真、溥首菩萨，即是唐本中的文殊师利菩萨。《僧佑录》卷一记录着新旧译经名相的差异：「旧经濡首，新经文殊」。（注23）《翻译名义集》亦记载：「普首童真、溥首童真、溥首菩萨即是文殊师利」。（注24）除了名词的翻译不同之外，对于经文的解释是大同小异，只是晋本是以叙述的方式译出，而唐本在解释「修习诸三昧」时,以五字一句的偈颂方式表达，可见此二本是同本异译了，而《观世音经》所指的〈普门品〉，应该不是此竺法护所译的《普门品经》了。

三、普门品　

　　除了《普门品经》之外，一般人熟悉的＜普门品＞或《观世音经》应该指的是《法华经》中的＜普门品＞。它受欢迎的程度，可由单行本的流通与宗派祖师的注疏窥探一二。
现存于大正藏第九册中的《法华经》就有四译：　　　　

T.9/263西晋竺法护《正法华经》十卷　　　　
T.9/262姚秦鸠摩罗什《妙法莲华经》七卷　　　　
T.9/264隋阇那崛多与笈多《添品妙法莲华经》七卷　　　
T.9/265失译《萨昙分陀利经》一卷

　　在《僧佑录》卷二，已载：
　　「正法华经十卷-二十七品，旧录云正法华经，或云方等正法华经，太康七年八月十日出，...今并有其本...竺法护译。」（注25）
　　又在僧佑的时代《法华经》已有三译的记录，在其卷二亦载：

　　「法华经--旧录有萨昙分陀利经，云是异出法华，未详谁出，今阙此经。竺法护出正法华经十卷；鸠摩罗什出新妙法华经七卷」（注26）

　　可见该失译的《萨昙分陀利经》是早于竺法护的正法华经，可能是最早的《法华经》中的单品流通本。此阙失的萨昙经可能是以上所列的T.9/265，此失译的一卷即是正法华经中的第十七宝塔品。（注27）　　然而《法华经》中的<普门品>单行本的流通，只有二译本，据《僧佑录》卷四记载：

　　「光世音经一卷，出正法华经，或云光世音普门品；观世音经一卷，出新法华经。」（注28）

　　西晋时代，「观世音」汉译为「光世音」，因此引文中的《光世音经》即是竺法护译本中的＜普门品＞。当时为了区别竺法护译的「正法华」，而称罗什所译的新本为「新法华」，又在引文中明白的指示着〈普门品〉即是《观世音经》，故此《观世音经》应是鸠摩罗什译本中的＜普门品＞了。（注29）　
　　至于隋译本中的第二十四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汉文的翻译几乎与罗什本相似，只字不差，只有二处不同。一在偈颂之前，隋译本比罗什本多了一小段，62个字，如下：「尔时庄严幢菩萨问无尽意………所行之法」（注30）
　　二在偈颂中，罗什本是「气毒烟火燃」，隋译本是「毒毒烟火燃」。（注31）就该品而言，几乎是相同的内容，似乎没有重译的必要，但也许是译者认为应忠于原文本之故，而补上这缺少的62个字。然罗什译的＜普门品＞已广为流通，且又被尊称为《观世音经》,由此不难揣测罗什本的崇高地位，所以此隋本在诸经录中再也找不到单本的＜普门品＞流通的记录。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广为接受的程度，由诸《高僧传》与祖师大德的注疏中可反应出。在梁《高僧传》中以《观世音经》为日课的僧人有：僧导、僧洪、僧旻和慧恭；《比丘尼传》中有：明感、僧端和令宗；《续高僧传》中有：功回、洪满和僧明；甚而在《宋高僧传》与其它的僧传中也不乏其人。因此更不可否认该品经对中国佛教影响之深远了。（注32）由上的讨论得知，罗什译的＜普门品＞在梁世时已被尊称为《观世音经》，因此诸僧传中僧人修持的《观世音经》，也毫无疑问的是罗什本了。总而言之，在中国佛教史上《观世音经》是一部广为认知的经典，不论它以「禅观」的姿态出现，或以「信仰」的面目流通，大概是被冠以高知名度的「观世音菩萨」为经题的原故吧！「观音经」不仅令一般大众喜爱，也令天台智者大师垂青。智顗曾口述《观音玄义》、《观音义疏》与《请观音经疏》，其弟子灌顶记录。而宋朝的知礼为其撰疏记：《观音玄义记》与《观音义疏记》。另宋时智圆也撰《请观音经疏阐义钞》。《观音玄义》二卷，是解＜观音菩萨普门品＞经题的玄奥之义；而《观音义疏》亦二卷，是对＜普门品＞的经文一一详解。至于《请观世音经》是否与＜普门品＞有关，笔者将另撰一文讨论，本文仅是对《观世音经》做一厘清罢了。(May.3,1996)

注　　释

‧注1：以下附注,大正藏以T为代号,且T./册数/经号,P.代表页数。大正藏索引No.31记载《观世音经》一卷，竺法护、鸠摩罗什、沮渠京声各译一卷；另《观世音观经》一卷(沮渠京声),P.120c.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修订本一版。

‧注2：据E.Zurcher,僧佑的年代是435-518,TheBuddhistConquestofChina,Leiden:E.J.Brill,1972,P.10;但据梁《高僧传》卷十一，僧佑卒于天监十七年，春秋74，故应是445-518，因此E.Zurcher可能是计算的误差。又据P.Pelliot的考证《出三藏记集》最先完成于515年，但在其圆寂之前曾修改过。见《通报》XIX,Leiden:E.J.Brill,1920,P.266,note2.

‧注3：T.55/2145,P.13a.

‧注4：T.55/2145,P.106c.梁《高僧传》略记其传，但大致与《僧佑录》同，见T.50/2059，P.337a

‧注5：T.55/2146,P.116c.

‧注6：T.55/2145,P.13a.

‧注7：T.49/2034,P.89a,P.93a.《大唐内典录》该部份的记载完全抄自费长房，T.55/2149,P.260c.

‧注8：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杨白衣译,言费长房在《历代三宝纪》中，把《道安录》、《僧佑录》中所列的失译经,配上古译经家,成为古译经家的作品,混乱了经录史,遗害后世,为现代学者所诟病.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PP.169～171,191.

‧注9：T.55/2147,P.175c.

‧注10：T.55/2148,P.213b.T.55/2153,P.443c.T.55/2154,P.634b.

‧注11：见本文附注3和4。

‧注12：<沮渠蒙逊传>,梁,沈约《宋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5,PP.1163～6.

‧注13：T.55/2145,P.106c.

‧注14：T.50/2063,PP.940c～941a.

‧注15：T.55/2145,P.32c.

‧注16：Japanese-EnglishBuddhistDictionary,Tokyo:DaitoShuppansha,1965,PP.159,137,16.

‧注17：T.55/2145,P.8b.

‧注18：T.55/2145,P.14b.

‧注19：T.55/2145,P.12a.

‧注20：见注18.

‧注21：T.55/2154,P.493b.

‧注22：T.11/310,PP.158c～163a.

‧注23：T.55/2145,P.5a.

‧注24：T.54/2131,P.1061b.

‧注25：T.55/2145,P.7b.

‧注26：T.55/2145,P.14a.

‧注27：见《法宝总目录》No.1,P.224a.

‧注28：T.55/2145,P.22b.

‧注29：见注26,28的引文。

‧注30：T.9/264,P.192b,c.

‧注31：T.9/262,P.58a,T.9/264,P.193a.

‧注32：在《敦煌宝藏》中，《观世音经》的记录就有数十部，但其内容都是法华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见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第97册,PP.391～393,359～363,463～465,518～519与第43册，PP.583～588，可见始自东晋，＜普门品＞即被中国佛教称为《观世音经》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了。